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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当前中国国内具体情况，著名管理学者刘国靖教授提出了三个指数，即个人境遇指数、社会公平性指数、个人城市生活适应性指数，并围绕这三个指数，为促进国内社会公平提供一些建议，可供各位网友参考。
　　广大网友可以通过这三个指数对社会、组织的公平程度及个人的工作生活状况，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公平不等于平均，公平与效率可以共存并互相促进，在很大程度上，全社会成员对公平的价值判断需要重新梳理，达成共识，这样有助于社会或组织成员形成思维合力，集聚发展正能量。
　　1、个人境遇指数
　　公式：W=Y(i,j,r,p)/F(x,y,z,w)
　　其中，W为个人境遇指数，Y为个体在社会或组织中的外在价值实现函数；i为个人的收入水平，j为个人生活工作环境状况，r为个人在社会或组织中的地位，p为个人声誉。F为个体内在价值函数，x为个人的体能指标，y为个人的智商、情商以及逆商综合指标，z为个人的知识及专业水准，即学识，w为个人对社会或组织的贡献。个人的境遇指数越高，则反映社会或组织赋予个人的超额利益就越高，反之亦反。
　　2、社会公平性指数
　　公式：B=Wav/(Wmax-Wmin)
　　其中，B为公平性指数，Wmax为社会或组织中成员境遇指数最高值，Wmin为社会或组织中成员境遇指数最低值，Wav为社会或组织中成员境遇指数的平均值。B值越大，则社会或组织就越公平，反之，越不公平。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或组织中，每个人的境遇指数W之间，其一致性程度较高，即不同的社会或组织成员之间的W值接近。因此，在社会和组织中，每个成员之间的境遇指数差异大小能够真实反映社会或组织的公平程度。在公平程度比较高的社会或组织中，不同人的境遇指数趋于一致，而在公平程度较低的社会或组织中，不同人的境遇指数相差很大，高素质贡献大的成员境遇指数低于一般素质低贡献成员的境遇指数。对于原本相对公平的社会或组织，如果不正之风及靠裙带关系一味提高个别成员的境遇指数，则社会或组织的公平性指数值就会下降，而使得社会或组织的不公平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导致不和谐以及凝聚力的弱化。
　　从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中的职员，其境遇指数要远高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境遇指数，当然，即使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中，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和不同岗位的成员之间的境遇指数也相差较大。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力争全社会及各个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境遇指数趋于一致，每个社会成员真正能“各得其所”，而使全社会和各个组织中的成员能够迸发出巨大创造力和活力，从而促进社会或组织的全面进步。
　　3、个人城市生活适应性指数
　　公式：A=I/Cav
　　其中，A为个人城市生活适应性指数，I为社会或组织成员的月收入，Cav为所在城市同时期商品房的均价。对于国内来说，如果社会或组织成员在35岁时，其稳定的月收入大于等于所在城市同时期商品房的均价，即A>1，那么表明他在当地的事业发展还不错，经济上尚可，表明其收入水平可以使其负担三口之家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当然，如果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特别是垄断行业）等体制内中可以享受一定福利住房及其他经济性福利的成员，由于存在一些隐性的非经济性福利，即使其月收入水平低于所在城市同时期商品房的均价，仍能担负所在城市三口之间的日常生活开支。
　　因此，年轻人在选择职业及工作生活目的地城市时，应对照一下个人潜质、不同行业领域职业特点、收入水平、发展前景与目的地城市的匹配程度。在国内，一般来说，处于体制内的社会成员其个人城市生活适应指数会高于体制外同龄社会成员的个人城市生活适应指数，当然国内体制内社会成员的境遇指数一般也往往会高于体制外同龄社会成员的境遇指数，这也是体制内工作受到热捧的原因之一。
　　鉴于此，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应当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建设，着力改善民生，特别是要加强商品房市场监管，将保障性住房供给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抓好办好，不断扩大保障范围，为广大青年创业就业提供可靠的基本保障，鼓励年轻人承担更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